明烛微光

面对工人的苦难生活，多数人都产生过改变他们生存现状的想法，但是出于稳妥和自身安全的考虑，以及所谓社会大局观的需要，不少人会选择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帮助工人维权。但是在这种维权斗争中，无产者能够得到多少东西呢？

现实会教育人们。不久前通过一己之力走法律程序挑战资本的童润中，便是一则例子。我们首先承认，他的事迹激励了广大底层劳动群众，尤其是鼓舞了对未来看不到出路的无产者，通过法律维权来改变自身生存状况。但我们应当认识到，这只是广大无产阶级寻求改变的第一步，而离最后一步，广泛争取工人合法权益，进而争取政治民主，还差的很远。

统治阶级绝不会鼓励类似童润中的这种行为。对于走合法程序的童润中，他迎来的最终结局是全网的封号和打击。统治阶级往往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只愿意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给予工人权利，只有有利于更好的可持续性地剥削劳动者的时候才会考虑改善工人待遇。这正如，奴隶主给奴隶治病并不是因为他心地善良，而是奴隶活着才可以替奴隶主劳动。这种对于劳动力的购买是一次买断的，更换与维护的费用也不得不在奴隶主的考量之内。而在部分人身依附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尽管不再是奴隶主的奴隶，但是他们需要一次一次的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整个资本家阶级。相比于一次买断的昂贵以及后期维护费用，还有奴隶群体萎靡的依附于奴隶主的极低的消费能力带来的弊端，资本主义的“奴役”方式提高了生产的能力，降低了生产的成本。所以，看起来是统治阶级还人身自由的权利给奴隶，但是根本原因还是出于剥削者的利益需要。

现实中为什么法律总是得不到落实？其实几千年的官僚政治早已经证明了，法律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但为了安慰农民的不满情绪，缓和社会矛盾，封建统治者往往会颁布很多富丽堂皇但实际上根本不会落实的法规。比如佃农受了地主的不正当迫害，律法规定农民有权上告官府，官府会做出公正的裁决。但是我们看到历史上频频出现的诸如官商勾结、官官相护的司法腐败。而身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更是深谙封建社会下法律运行的本质。他只会在威胁皇权和统治的情况下对部分小地主稍作惩戒，从而缓和一定的矛盾。一是蒙蔽广大民众的双眼，使其认为这种法律是真的保障了他们权利的，上面的本意是好的，但是到下面执行坏了。其二，是为了惩治威胁到整个统治阶级利益的小地主，或是打击对政治站队上有问题的地主。在打击过程中，却往往树立一个清官大老爷典型，给群众一种幻想。

统治者通过自己设计的统治秩序早已将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通过法律程序改善个别工人待遇，继而期望越来越多的成功案例，最后让法律落到实处是痴心妄想的。只有当工人通过斗争联合起来，让资产者害怕的时候，统治者才会考虑让渡利益。在如今帝国主义对峙的局面下，为了更好的对外输出资本，压榨国内民众的情况较之古代更甚。有人总认为只要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再把外国人们的劳动成果搬回本国，本国人民的好日子就来了，其实帝国主义输出的大量利润往往只会分配在统治阶级内部，其本国的劳动者也要受到其高度的剥削和压迫。在这个方面，全世界被剥削压迫的劳动者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并非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是帝国主义的帮凶之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书里提到：法律是统治阶级共同利益的表现形式，并非超越阶级的普遍意志，而是将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转化为强制性的规范。在资本主义下的法律是以契约自由从而掩盖资本对劳动的支配。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则指出，法律的强制力依托于监狱警察军队等暴力机关，资产阶级通过法制将阶级压迫制度化使剥削关系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法律作为政治上层建筑根源于现实物质的生产关系，始终服务于特定生产方式的法权要求。资本主义法律宣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默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既成事实，工人与资本家在自由签订劳动合同的表象下掩盖了剩余价值剥削的实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里面揭示法律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因此当阶级和阶级矛盾消失的时候，作为镇压工具的国家和法律也将逐步消亡.马克思主义穿透了法律所谓中立和永恒的意识形态面纱，揭示了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这一批判并不否定法律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治理功能，而是要求我们认识到：只有打破资产阶级法权体系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的解放，正如马克思所言：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法律的变革，最终取决于生产方式的革命性转变。

对于现存经济制度完全无知的人，当然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否定这种制度，更不能理解工人阶级企图实现的社会变革正是目前制度本身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历史的产物。正像他们为资本统治的“恩德”和雇佣劳动制度进行辩护一样，如果他们生在古代，他们也会把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当做建立在事务本性基础上的制度、当做自发地成长起来的自然产物而加以保卫。他们也会猛烈抨击这种制度的种种“弊端”，但同时他们会由于自己极端无知而用什么这些制度是“永恒的”，是有“道德节制”加以纠正的说教，或者寄希望于皇帝会给老百姓一条活路的幻想，来反驳预言这些制度将被消灭的主张。

在巴黎公社拿起武器的时候，有人认为现在仍没有发展社会主义的条件，需要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而不是浪漫主义的态度处理问题。但是马克思立刻就对此进行了驳斥，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

诚然，胜利的社会革命至少需要两个条件：生产力高度发达和无产阶级准备成熟，但是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时候，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难道说不具备这些条件，就什么事情都无法做了吗？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巴黎公社在不得不花费大量工作进行自保之外，还在教育方面宣布教会和国家分离，废除宗教，让教育世俗化；在政治方面，规定全体官员的工资不得高于正常的工人工资，。在经济上把所有被厂主遗弃的或者停业的工厂和作坊转交给工人协作社恢复生产，禁止赌博。

生产关系不是只能被动地由生产力决定，当社会革命的条件出现，新的阶级掌握政权时，它完全可以在有限的条件下改造社会。如果新的阶级没有改变生产关系的能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就不会上升到推翻统治者、建立新政权的地步。被统治阶级既然已经相当强大，强大到比统治阶级还强大的地步，那么他就完全可以以新的社会生产秩序代替旧的生产秩序，只是说，他们要面对诸多困难，比如当下的生产力仍旧不足，新的政权当中的官员受教育水平不高，一切政府机构需要重头建设等。这些困难可以在未来生产力发达的时候更加轻松的解决，但是不是说有困难就等于无法建设成功。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不排除失败的可能，但是不是说失败了，他就毫无必要和意义。社会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些偶然性的历史事件，比如南昌起义的失败和四渡赤水的成功。如果历史的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先进的事物永远不会失败，那么世界历史未免太神秘了。反之，因为它的极不成熟，就断言它烧毁的每一幢房子，枪决的每一个人质都是毫无差错的，即使细枝末节也做得完全恰当，那是多么缺乏批判精神。 过去的那些王朝的称号本身就意味着某个统治集团的胜利或者某个统治集团的失败，统治阶级当中一部分人的利益压倒统治阶级当中另一部分人的意义，要么是土地压过资本，要么是资本压过土地，而无名的议会制共和国则能够变成统治阶级所有相互敌对的集团的股份公司，以和平斗争的手段共同瓜分被压迫阶级，而在这个股份公司下，统治阶级也会收买一些被压迫阶级的精英，让他们稳住被统治阶级，用无数看似为被压迫阶级发声，实则拥护当下统治秩序的文章、言论来蒙蔽被统治阶级的视听。不管它以怎样的形式占有被统治阶级的劳动，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一致的经济利益，这就是要么作为资本家、要么作为官僚、要么作为地主来直接或者间接的保持劳动者受奴役的地位，自己坐享劳动果实。

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反对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者是帝制的，它反对的是国家本身，是阶级统治本身。它不是为了把国家从一个统治集团转交给另一个统治集团，它是为了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无产阶级已经不再限于追求政治权利上的平等，而且扩大到追求个人的社会地位的平等了。不仅限于追求消灭当前的特权阶级，而且应当消灭阶级差异本身。为了这个目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就不能直接接管旧的国家机构、旧的官僚人员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把它加以改造。而议会路线，无异于是说无产阶级政党就像资产阶级共和派一样，在取得胜利后就不加任何改变地把国家机器接手过来。不需要工人组织的工厂委员会，不需要无产阶级群众广泛参与的政治制度，对旧官员直接留用不加监督，让取得政权的工人干部脱离工人，那就是在巩固旧的国家机器，让群众白忙活一场。 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是赤裸裸的阶级斗争，国家本身就是阶级调和的产物。统治阶级维护其秩序的行为就活生生的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无产者要求解放，只能通过武力抗争，同时落实无产阶级的民主。否则资产阶级的精英主义思想就会腐化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苏联僵化的例子仍然历历在目，当无产者在社会主义国里失去了主人翁的地位，只能听命于厂长的指挥调度，上升空间、奖金等任何福利都被腐化的精英垄断，这个制度的生命也就到头了。

伴随着资本主义下经济危机的日渐深重，一批又一批破产的中小资产阶级被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中。与此同时，他们身上所带有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和对私有制的留恋也被带入到革命队伍中。一方面这使他们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但是又因为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恐惧而存在动摇性。他们既反对垄断资本的压迫，又因留恋私有制下的优渥生活，而对无产阶级革命抱有矛盾心理，希望保护自身的利益，但惧怕颠覆私有制。此类群体在革命队伍中越来越多时，修正与改良这一对孪生兄弟也就开始出现了。如果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占了上风，革命的进程便被大大阻滞。人们寻求在资产阶级法权体系下只进行合法的斗争本质上是一种机会主义，是对现存的资产阶级体系和统治阶级依然抱有幻想。合法的范围内的斗争当然要做。但是不能仅仅局限于此止步不前。无论是争取普选权、8小时工作制、还是更高的劳动保障单单靠合法范围内的法律援助和支持是远远不够的。无数次的历史教训摆在我们面前，每当无产阶级斗争陷入妥协和机会主义时，反动的阶级敌人都会马上开始整合力量寻求以更为强烈的反扑。广大的工人阶级革命队伍马上会承受巨大的牺牲和损失。无产阶级越是退让资产阶级越是得寸进尺。

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去重庆谈判前与我党的高级将领谈话时说道：我军在前线的仗打得越好，我在谈判桌上的回旋余地就越大。有人问毛泽东：这不是会给你的人身危险性大大增加吗？毛回答：你们打的越好，我就越安全。因为大资产阶级只有在感受到切肤之痛和巨大的威胁时才会不得不做出妥协。人民团结的力量越大，反动派反扑的力量越小。如果只有合法斗争没有其他斗争。那么到了最后，合法斗争也会面临破产的境地。合法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发动群众整合力量为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积蓄能量。但不能把合法斗争作为主要目的来看。

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列宁主张在革命失败的条件下必须用防御的政策代替进攻的政策，必须把秘密工作和合法斗争结合起来，聚集力量，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为迎接革命高潮的再次来临做好准备，然而，孟什维克却被反革命暴力所吓倒，他们不相信革命重新高涨的可能，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提出建立公开的工人政党，打出为公开的党而斗争的口号，孟什维克企图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而代之以一种不定型的团体，并且主张这种团体无论如何，都要在合法的范围内活动，他们甚至主张，不惜以放弃党的纲领和目标为代价来换取合法地位，这些人在当时的俄国工人运动中，被称为取消派。

取消派为了实现他们的投降政策采取了分裂党的行动，他们在合法的报刊上，在合法的工人组织、工会、合作社和群众集会上，公开反对列宁关于把秘密工作和合法斗争结合起来的正确政策，在对待合法活动的界限上，列宁划清了布尔什维克和取消派的界限，列宁说，我们希望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和公开活动的机会，取消派则希望在专制统治下，把党的存在限定在合法的公开的范围内，列宁说，我们争取用革命的方法推翻专制制度，为此而利用一切公开活动的机会，扩大这一活动的无产阶级基础，取消派则争取使工人运动，在专制统治下获得公开的存在，列宁指出，必然有一些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参加无产阶级政党，他们最不能领会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最不能在崩溃的时期坚持下去，最倾向于把机会主义坚持到底，为了保卫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和统一。

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通过决议，把取消派开除出党，列宁在反对取消派的同时，还反对以波格丹诺夫等人为代表的左倾空谈家召回派，为什么把这些左倾空谈家称为召回派呢?，1905年革命被镇压之后，沙皇政府一方面实行白色恐怖，另一方面假惺惺地搞了一些所谓的改革，包括召开国家杜马，吸收各阶层代表参加杜马，召回派认为，工人阶级政党不应该参加反动政府的杜马，他们要求从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所以被称为召回派，召回派还拒绝在工会和其他合法团体中进行工作，他们认为，党的活动中没有合法斗争的空间，因此只有进行秘密工作才是正确的方法，列宁指出，当时的俄国由于处在革命低潮时期，因而不存在抵制杜马的客观条件，社会民主党应当参加杜马，必须利用杜马讲坛同沙皇政府和那些民主党人进行斗争，宣传社会主义，必须为了准备革命而利用议会讲坛，这是由整个历史环境的特点所产生的必要策略，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参加杜马不是想同当权派勾勾搭搭讨价还价，不是徒劳的想替农奴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独裁制度修修补补，而是要用各种办法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社会主义思想，革命的决心和各方面的组织性，列宁强调，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每个活动，都应该服从这个根本目的，这些召回派，他们拒绝利用合法空间进行革命活动，就会使党脱离工人阶级，在秘密组织里闭关自守，使秘密组织失去利用合法掩护的机会，这些召回派，他们事实上拒绝党去领导广大非党群众，妨碍党聚集力量去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列宁把召回派称为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列宁认为，反对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同反对来自右面的取消主义一样，也是必要的。

1909年6月，召回派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列宁后来在论及反对召回派的斗争时说道，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在所有被击破的反对党和革命党中间，布尔什维克退却的最有秩序，他们的力量损失的最少，他们的骨干保护的最多，党内的分裂最小，颓废情绪最轻，恢复工作的本领也最高，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所以能够如此，只是因为他们无情地揭穿，并且驱逐了专事空谈的革命家，这些人不愿意了解到必须退却，必须善于退却，必须学会在最反动的议会，最反动的工会、合作社，以及保险会等组织中，去进行合法的工作，在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进行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的同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托洛茨基，完全采取了机会主义立场，托洛茨基在1912年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组织了八月联盟，联合了取消派、召回派和其他反布尔什维克的团体和派别来反对列宁，但是他又标榜非派别性，说什么所有的派别都在采取，同样的斗争方法和建设方法，也就是说，托洛茨基矢口否认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存在着观点不同主张各异的各个派别，否认俄国党内存在着严重的思想路线分歧，而且托洛茨基污蔑列宁，他说：列宁高喊，我们工人运动中有自由主义的危险，这就是用宗派主义的态度，对现实进行粗暴的讽刺，这样一来，托洛茨基就把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帽子戴在了列宁的头上，列宁揭露了托洛茨基一贯随风转舵，左右摇摆的不光彩历史，列宁指出，托洛茨基忽而是个激烈的孟什维克，忽而又主张荒唐的左的不断革命，昨天同经济派合作，今天又同取消派结成联盟，列宁说：托洛茨基自命为超乎一切派别之上，其唯一根据就是今天借用这一派的思想，明天又借用另一派的思想，实际上，他是一个派别活动残余的最坏的代表者，列宁严肃指出，问题在于，这个派别活动残余的最坏的代表者，想用非派别性这个标签，来欺骗年轻的一代工人。

1914年，列宁为了揭露托洛茨基，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在这篇文章中，列宁阐明了这样几个观点，首先列宁指出，托洛茨基不去解释，也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各种思潮和各种派别之间，思想分歧的历史意义，而社会民主党20年来的历史中，充满了这种分歧，而且牵扯到当代所有的基本问题，其次，列宁揭露到，托洛茨基把布尔什维克称为分裂派，当托洛茨基看到越来越多的工人群众，拥护布尔什维克的正确路线时，他不得不承认说，许许多多先进工人，往往成为分裂派积极的代理人，而且，托洛茨基还污蔑说，这些先进工人在政治上完全茫然失措，这就充分暴露出，托洛茨基自己才是分裂派，他极其不愿意看到广大工人群众，团结在布尔什维克的正确路线之下，再次，列宁尖锐指出，托洛茨基自诩联合派中立者，可是啊，他纠集的八月联盟却土崩瓦解了，托洛茨基虽然在观点上，与取消派颇有共同点，但他终究没有能跟取消派团结起来，列宁辛辣地讽刺说，如果我们是分裂派，为什么你们联合派彼此没有联合，也没有同取消派联合起来呢，列宁在《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一文的最后指出，必须使年轻的一代工人十分清楚，他们是在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这种人抱着一种难以置信的野心，根本不愿意理睬，党从1908年起，就确定和规定了对取消主义的态度的决议，根本不愿意考虑实际上，已经使大多数人在完全承认上述决议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俄国当今工人运动的经验，我们看这个托洛茨基，他在当时党内原则性的斗争中，却貌似中立，表面上看，他是在活吸泥搞调和，实际上，他是在摇来摆去，根本分不清大是大非，在大是大非面前，列宁最厌恶中立分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反对第二国际的民族沙文主义，而考茨基之流，则充当中派，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为沙文主义进行辩护，列宁指出，欧洲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沙文主义之所以，未能及时清除，是因为欧洲工人运动中，还存在很多像考茨基这样的中间派，他们妄图超越工人运动中的左翼和右翼，实行所谓的大团结和大联合，他们这样做客观上就是把工人运动，拖进为资产阶级效劳的泥坑，但是我们这里需要搞清楚，列宁并不反对统一战线，并不反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中坚力量，在反对沙皇的过程中，列宁对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始终是又斗争又团结的，列宁还曾经主张，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团结，被压迫民族当中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列宁更认为，共产党人要深入一切受资产阶级影响的群众组织，去争取那些受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影响的落后群众。《毛泽东传》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抗日战争爆发后，毛主席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中国共产党要积极团结中间阶级，中间党派、中间力量，而博古同志这时却接过话茬说，列宁说过中间派最危险，其实，博古同志误读了列宁的思想观点，列宁历来主张，在革命队伍之外要建立统一战线，用列宁的话说，就是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然而呢，列宁厌恶的是革命队伍内部，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摇来摆去的中间派，总结一下列宁的战略思想，那就是既要反对取消派，又要反对召回派，反对取消派，就是要坚持革命立场，坚持大方向，而不能改弦更张，反对召回派，就是要坚持灵活的斗争策略，把秘密斗争与合法斗争结合起来，同时呢，列宁告诉我们，要最坚定的反对那些貌似中立，而实际上丧失原则性的中间派联合派，所谓不合法的宣传和煽动是在鼓励群众送死之论，我们知道革命的发展和爆发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说不想革命，革命难道就不会存在了？阶级也是这样的道理，不承认阶级，难道阶级就真的不存在了吗？列宁说有时候历史上的几十年像一天，而有时候一天发生的事比几十年还要多。在历史的革命大潮到来之前，如果不进行力量的积蓄和动员。那么即使时机到了，由于没有做好准备，最终也会功亏一篑。妥协和退让并不会换来敌人的可怜和退让，只会带来更血腥的报复和屠杀。积累到爆发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既要反冒进又要反投降。我们当然也反对盲目四面出击造成无谓牺牲的行为。但是仅仅局限在议会道路的框架下，根本不足以积蓄历史大潮到来所需要的力量。如果失败，未来面临的会是更大的牺牲和反扑。从革命与复辟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熟对熟错，不言自明。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第二国际后西方社会民主党纷纷变修转变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历史经验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了解之后，我们会发现现代国家本质上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而法律体系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构件，其根本功能在于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私有制。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本质上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 资本积累的规律必然导致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根本矛盾。这个矛盾无法在资本主义法权框架内得到根本解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这些矛盾只能通过危机的方式来克服。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揭示：法权的平等只是形式平等，掩盖了生产资料占有层面的实际不平等，法律层面的改良无法消除剩余价值剥削的经济现实。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

指望单纯的议会斗争很容易陷入议会迷的误区，将阶级斗争固定在资产阶级限制的框架里面。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中揭示道，当阶级斗争发展到决战阶段时，统治阶级必然会撕下法律虚伪的面纱而直接诉诸于暴力机关。这时单纯的法律斗争将彻底失效。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则指出资产阶级统治不仅通过暴力机器，更通过意识形态渗透维持.合法斗争难以动摇资本的文化霸权。

但我们并非是完全反对合法斗争，恩格斯晚年肯定了争取普选权的斗争意义。工人们要求共和制，已不再把它当作旧的阶级统治制度的一种政治变形，而是把它当作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革命手段。利用公开的形式加强工人之间的联合，广泛地接触工人，为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做准备。马克思早就说过，如果统治阶级出于主动或被迫的形势把对付他们的手段交给我们，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运用它呢？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出版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要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个武器，难道我们能够袖手旁观和放弃政治吗？但始终要坚持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的基本立场。毛泽东关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就是对此最好的表述。而从历史上来看，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教训也表明将斗争仅仅局限于议会席位争夺最终导致工人阶级政党也就是社会民主党被资产阶级的政治体系收编。最终，在1914年集体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在1917年7-10月，驱赶列宁，捣毁《真理报》。马克思主义不否定合法斗争的工具价值，而在于揭露将斗争形势仅仅局限于资产阶级法权框架内的改良主义的本质。正如卢森堡指出：改良与革命不是简单的策略选择，而是辩证的对立统一体。无产阶级解放必须坚持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将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理论斗争有机结合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解放。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和一切斗争手段，善于把不合法斗争形式和一切合法斗争形式结合起来； “一切国家的一切共产党人要普遍而彻底地认识到必须使自己的策略具有最大的灵活性。

当革命的领袖逝去，修正主义者上台，便要极力抹黑曾经的制度和思想，然后用赫鲁晓夫楼等蝇头小利换取工人不参与政治的长子权，与政治上团结在自己身边、企图扩大自己特权的新精英一起瓜分无产阶级的政治遗产，实现自身的复辟梦想。而在下层被蒙蔽视听的工人，反而因此感慨，尊敬的赫鲁晓夫先生有在好好为我们谋福利。之后，他们便要全力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行性，硬说这条路根本走不通，后来只会僵化，却丝毫不承认是谁造成了这样僵化的制度，工人失去了政治上的领导权，认为这条路走不通，最后只能希冀于合法斗争，希望在现有体制下改善福利，于是中了赫鲁晓夫们的圈套。无产者的任务，不能仅限于他们设想下的合法斗争，而是打碎修正主义者建立的意识形态体系，认清革命道路，追求彻底的解放！